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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作者：张慧（湖南省廉政建设协同创新中心研究员）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是事关自我革命整体建设的问题，是事关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高质发展的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以刀刃向内的政治勇气向党内顽瘴痼疾开刀，以刮骨疗毒的胆识解决缠绕党的思想作风问题，以壮士断腕的壮举推进反腐败工作等，充分表达了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推进自我革命的坚定意志和坚强决心。自我革命重在制度建设，重在建章立制，其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

　　革命者必先自我革命，自我革命是革命者的必修课，是革命者必备的素养，不断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独特的政治品格，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根本动力。勇于自我革命，是我们党最鲜明的品格，也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中国共产党的伟大不在于不犯错误，而在于从不讳疾忌医，敢于直面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具有积极的自我修复能力。全面理解总书记关于自我革命的论述，我们就能深深地体会到，什么是中国共产党的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要自我革命，中国共产党怎样才能实现自我革命；我们就会深刻地认识到，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性质地位决定的，是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宝贵经验总结。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千秋伟业，需要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需要通过党的自我革命来推进党的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党的自我革命涉及的社会领域范围之广，深层次的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其中当务之急就是要进一步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通过规范的制度体系为自我革命保驾护航，提供全方位的法律制度支撑，通过自我革命不断推进制度体系的改革创新，这些都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都是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的必然要求。

　　落实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一个重要方面，各级党组织应不断增强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切实担负起党和人民赋予的政治责任。政治责任就是按照政治的要求推进公共政策实施的职责以及没有履行好这些职责时应承担的谴责和制裁，我们首先必须明确什么是政治责任，政治责任的内涵外延本质特征是什么。政治责任不同于其他的一般责任，如法律责任、道德责任，它是责任中的责任，落实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既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根本任务，又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政治要求，必须将政治责任摆在首位，必须首先落实好政治责任。全面从严治党是全党共同的政治责任，各级党组织必须旗帜鲜明讲政治，要主动担负起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这也是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的内在要求，抓住了主体责任，就抓住了关键，牵住了“牛鼻子”，就是实实在在担当政治责任。政治责任是党交给各级党组织、各位党员干部的责任，其要求是全面的、系统的，同时也是具体的、有层次的，党员干部应该准确把握全面理解，不折不扣承担起全部的政治责任。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准确用好问责利器

　　我们党一向主张权力与义务相统一，权利与责任相统一，有权必有责，有责必追责，如果有责不追，那么责任就形同虚设，既然我们党明确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建立相应的问责机制是理所当然的。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涉及到一系列制度法律问题，体制机制问题，发展改革问题等，所有这些问题一旦涉及到政治责任问题就有被问责的可能，问责虽然不是目的，但实践中问责是不可或缺的程序，我们一定要用好问责这一利器。

　　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政治责任，这只是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也是问题的关键方面，就是必须准确用好问责利器。政治责任特指政治人员在从事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应承担的一种责任，包括积极的政治责任，按照政治的要求推动其实施的职责；消极的政治责任，未能履行职责时应承担的谴责和制裁，它与政治人员在政治活动中担任的角色密切相关，政治责任本身是一个包含责任因素的概念。政治责任主要是针对现实政治而言的具有很强的现实性的一种规范，主要评价标准是制度的价值原则而不是个人的道德标准，更不能以理性主义作为政治责任的评价标准。政治责任具有相对抽象性，它不能完全由法律做出具体明确的规定，政治责任的评价和承担方式也不一样，政治责任的实现具有优先性，政治责任还可以追溯、连带等，任何时候政治责任的追究必须符合法律的精神，必须依照法定的程序进行。

　　由于政治责任主体所从事公共权力的有限性，政治责任主体责任的有限性，以及政治责任程度的有限性决定了政治责任是有限的。政治责任的实现方式一般有如下几种：一是党的追究，主要是指县级以上各级党委对党政机关中由其管理的干部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进行追究；二是立法机关追究，指的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地方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都是我国的立法机关，它们有权对其选举、决定、任免的干部所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进行追究；三是上级追究，主要指上级国家机关及其领导人对下级部门政治官员应承担的政治责任进行追究；四是自我追究，是指政治官员自认为履职不力或言行违背民意等而进行的自责；五是社会追究，指社会民众对应承担政治责任的官员直接发动的追究。政治责任问题直接关系到党的政治建设的成败问题，直接关系到全面从严治党整体建设质量问题，我们一定要以严的基调强化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党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要扑下身子干实事、谋实招、求实效，要锲而不舍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要持续深化纠治“四风”，坚决破除特权思想和特权行为，要从思想上固本培元，提高党性觉悟，培育政治责任意识，增强政治责任担当。

　　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多头并进多措并举

　　党的自我革命是一个庞大的系统工程，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我们党推行自我革命的过程中必然会涉及到很多深层次社会矛盾和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特别是人民群众关注度比较高的法律制度问题，因此我们党要完成新时代自我革命的目标，必须要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由于受各种因素的限制，我们的法律仍然有很多方面有待完善，我们很多制度规范体系仍然有待进一步建立，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落实好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责任，用好问责利器，只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我们必须多头并进多措并举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完善。

　　要坚持推进制度治党、依规治党，以党章为根本，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是完善党内法规制度体系的必然要求，是中国共产党不断推进自我革命的法律制度根据；党章是党的根本大法，是党从事一切活动的根据，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建设只是党的若干社会实践活动的一个方面，只有在党章的指引下进行，才能高质量实现预期的目标；民主集中制是党的组织制度，以民主集中制为核心就是要求党的一切活动都必须围绕民主集中制展开，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在民主集中制的指导下进行。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完善就是为了进一步增强党内法规的权威和执行力，形成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发现问题、纠正偏差的机制。党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这说明党是领导一切的。健全党的统一领导、全面覆盖、权威高效的监督体系，不断推进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的完善，就是全面、系统、整体落实党的领导。全面落实党的领导关键之一就是要进一步完善权力监督制约机制，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既规范权力又保障权利，在各种监督制度中，要突出党的监督，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其他监督密切配合，促进各类监督贯通协调，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政治监督的目标是预防一切形式的腐败，要完善党的自我革命制度规范体系必须强化政治监督，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不断增强政治监督针对性、准确性、适用性，“一把手”和领导班子处于权力的中心，由于权力过于集中或者权力太大，容易脱离监督导致腐败，推进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重在增强对“一把手”和领导班子的监督实效。同时，我们还要发挥好政治巡视利剑作用，聚焦党的领导、党的建设、从严治党等方面的问题，聚焦各级党组织是否发挥好领导核心的作用，是否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是否全面准确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等，其中重点在加强巡视整改和成果运用，让政治巡视实实在在发挥作用。

中美元首的这场会晤释放哪些关键信息？******

　　(近观中国)中美元首的这场会晤释放哪些关键信息？

　　中新社北京11月15日电 题：中美元首的这场会晤释放哪些关键信息？

　　——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

　　中新社记者 张蔚然 梁晓辉 郭金超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这是中美元首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首次面对面线下会晤，持续3个多小时。

　　从中美关系总体走向、如何看待合作与竞争，到台湾问题、两国制度差异等，两国元首坦诚深入交换了看法。中新社“近观中国”栏目专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王鸿刚，解读此次会晤释放的关键信息。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来源：新华社

　　从四个关键词看中美元首会晤的影响

　　中新社记者：习近平提出中美需要探讨新时期两国正确相处之道，找到两国关系发展的正确方向，推动中美关系重回健康稳定发展轨道。您如何评价此次会晤的时机、效果和影响？

　　王鸿刚：中美元首会晤历来全球瞩目，特别是此次会晤时机特殊，必然产生重要的世界影响。可用几个关键词来概括。一是会后，二是选后，三是多重危机，四是多边场合。

　　所谓会后，是从中国方面说。此访是中共二十大后，中国最高领导人首次参加国际多边会议并会晤多国首脑政要。对美关系是中国外交新局的重要一环，元首会晤则是中国对美外交的重要一环。

　　所谓选后，是从美国方面说。美国中期选举刚结束，此次中美元首会晤是拜登在中期选举之后海外之行的最重头戏。美方主动提出与习近平主席会晤，有谋划未来两年对华关系和整体战略布局的考量。

　　所谓多重危机，是从国际环境说。乌克兰危机持续发酵，全球公共卫生危机、气候危机、粮食危机深度纠缠，产业链供应链很不稳定，“灰犀牛”“黑天鹅”越聚越多。时局如此艰难，大国总要表个态才行。面对多重危机，中美能否担起大国责任，特别是美国能否拿出实际行动，是国际社会关注的重点。

　　所谓多边场合，是从会面地点说。此次元首会晤借的是印尼召开G20峰会的“场子”。过去几年来中美频频过招、激烈博弈，各国都担心中美滑向冲突对抗，有必要借此多边场合引导各方预期。

　　中美两国利用这个重大多边场合会晤，给世界了解中美各自立场提供了重要窗口，世界看到了中美在很多核心关切问题上的立场、意图和行动选择。就此而言，这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中美战略互动，也必将产生十分重要的全球战略影响。

　　中新社记者：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习近平在会晤中亮出中方主张，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拜登表示美国不寻求利用台湾问题作为工具遏制中国。此次沟通对于避免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造成颠覆性破坏影响方面有何意义？

　　王鸿刚：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这是人所共知、世所公认的。主权独立，不干涉内政，是过去几百年来现代国际体系演进中始终不变、各国普遍遵守的基本国际准则。美方总提“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尊重他国主权和不干涉他国内政，就是最基本的国际规则；美方近年来变本加厉就台湾问题搞事，就是在带头破坏最基本的国际准则和国际规矩。特别是目前美国一些人幻想着在亚太复制乌克兰危机，利用台湾问题将中国拖入一场持续消耗的战争。

　　习近平主席鲜明提出，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这是正告，也是警告。

　　此次会晤中，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着墨颇多，用意十分清楚。那就是：(1)点出本质，即这是美方粗暴干涉中国内政；(2)警示危害，即这样做不仅给中美关系带来更多波折甚至惊涛骇浪，更将损害美国的国家利益和国际信誉；(3)亮明原则，既然中国毫不理亏，那我们将坚决发扬斗争精神，动用一切可能手段，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4)展示信心，中国有自强不息的光荣传统，一切打压和遏制只会激发中国人民的意志和热情，美方这些手段根本无法迟滞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中新社记者 郭金超 摄

　　美对华需要理解“中国式现代化”

　　中新社记者：战略意图作为长期困扰中美关系的难题，成为此次会晤一大关键词。习近平指出，中国党和政府的内外政策公开透明，战略意图光明磊落。从中国式现代化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他向拜登做出清晰阐述。在您看来，美方应怎样看待中方的发展，进而减少对华战略误判？

　　王鸿刚：正如习近平主席在会晤中向拜登总统介绍的，我们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对自己的战略意图、战略目标和战略路径并不遮遮掩掩、口是心非，而是光明磊落地坦言相告，一以贯之地加以落实，这反映出我们作为新兴大国和新型大国的战略自信与气质品格。

　　如果美方更重视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涵，将对中国向何处去、中美向何处去等重大问题看得更为清楚。关于中国式现代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我概括了几个关键词：

　　一是延续性。这关乎对中国向何处去的理解。当我们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时，其中的首要含义是，中国接下来要走的路，与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走过的路是一脉相承的，属于现代化进程的不同阶段。美国需要认识到，中国内外政策会保持很大延续性，是百年变局中的重要确定性因素和中美关系中的重要稳定性因素。

　　二是相通性。这关乎对中美之间差异的理解。中美两国是一东一西、一南一北、一后一前追求现代化的国家。无论中美两国的历史文化、政治制度、治国方略差异多大，在现代化视角下都可以找到深层相通性，因为两国追求的都是成为现代国际体系中的现代民族国家。

　　三是利好性。这关乎对中美关系前景的理解。习近平主席强调，中国将坚持和平发展、开放发展、共赢发展，做全球发展的参与者、推动者，同各国一起实现共同发展。

　　中国的新发展，是世界的新机遇，也是中美关系的新机遇。对美方来说，读懂中国战略意图、避免误判的关键，就在于理解中国的发展道路，尤其是中国式现代化。对此我们有必要更加深入挖掘，未来需要向美方多讲。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美方始终以“竞争”来定义中美关系。习近平指出，竞争应该是相互借鉴、你追我赶，共同进步，而不是你输我赢、你死我活。拜登表示，美方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等。您认为这些表态对于当前陷入困境的双边关系有何启示？

　　王鸿刚：美方坚持从竞争视角看待和处理中美关系，不仅延续了特朗普政府的对华错误认知和政策路线，而且似乎在这条道路上越走越远，渲染“两种制度的竞争”和“两种国际秩序愿景的竞争”，中美划向“新冷战”的风险越来越大。这可以从近期公布的《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看得很清楚。

　　如果最终是美方鹰派人士的对华认知和行动主导了中美关系的走向，那中美关系和整个世界根本无法向好发展；如果中美陷入“新冷战”，必然是全世界遭殃，中美谁也不是赢家。

　　关键是，美方一些政客先把中美关系导向完全错误的方向，然后又要求与中国一起来管控竞争、设置“护栏”和“底板”，这完全是一种奇怪、无效甚至是危险的逻辑。中美关系的发展，决不能照着这种想法来。

　　拜登此次表示，美国尊重中国的体制，不寻求改变中国体制，不寻求“新冷战”，不寻求通过强化盟友关系反对中国，不支持“台湾独立”，也不支持“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无意同中国发生冲突。美方也无意寻求同中国“脱钩”，无意阻挠中国经济发展，无意围堵中国。美方须将上述表态落到实处。

　　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遵守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这是双方管控矛盾分歧、防止对抗冲突的关键，也是中美关系最重要的防护和安全网”。立足当下，“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作为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处理中美关系三原则，始终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唯一正确方向。

当地时间11月14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同美国总统拜登举行会晤。来源：新华社

　　中美差异不能简化为所谓“民主”对抗“威权”

　　中新社记者：近年来美方一直有人拿中美制度差异“做文章”。习近平向美方阐述了中国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鲜明提出所谓“民主对抗威权”不是当今世界的特点，更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在您看来，美方建立对中国制度的正确认知有何现实紧迫性？

　　王鸿刚：当今世界的突出特点是南北矛盾与东西差异深度交织。南北矛盾涉及经济发展，突出表现为全球发展的不均衡、不充分、不公正；东西差异源于文化传统和制度选择，是国际政治的长期基本特征。相比于东西差异，南北矛盾才是需要各国携手应对的更紧迫问题，这是时代发展的潮流决定的。

　　即便在东西差异中，也不能简单地将中美制度差异描述为所谓“民主”与“威权”的对抗。美国搞的是资本主义，中国搞的是社会主义，美国有美国式民主，中国有中国式民主，必须在这个背景下理解中美两国的制度差异，无论什么制度选择都源于本国历史传统和现实国情。美国对自己的制度引以为豪，但也必须正视其乱象丛生的现实；中国之所以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离不开14亿多人民对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认可支持。

　　世界上200多个国家和地区，政治制度和治理方略没有完全相同的，如果认为什么都是自己的好，看不起别人的历史文化、制度选择和发展道路，那在国际社会岂不沦为孤家寡人了；物之不齐，物之情也，各国必须各美其美，相互尊重。各国之间要如此，中美之间更要如此。正如习近平主席所说，任何国家的民主制度都不可能至善至美，都需要不断发展完善。对双方存在的具体分歧，可以进行探讨，前提是平等交流。

　　中美联系不是想“脱”就“脱”得了的

　　中新社记者：习近平对一些西方政客鼓吹的“脱钩论”做出有力回应，表示打贸易战、科技战，人为“筑墙设垒”，强推“脱钩断链”，完全违反市场经济原则，破坏国际贸易规则，只会损人不利己。您如何看待中方的鲜明立场？

　　王鸿刚：当前世界经济面临空前挑战，有深层结构性根源也有疫情的意外冲击，有客观原因也有人为因素。美国过去几年来“筑墙设垒”“脱钩断链”，是最主要的人为因素。这完全是基于零和逻辑、国内政治和短期考虑，严重破坏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是世界经济增长的重大威胁。美国的做法只会损人不利己。

　　中方的立场非常清楚：合作共赢是中美关系的“必选项”，“脱钩”不利于两国，也不利于世界。中美两国的紧密联系是长期形成的，不是想“脱”就“脱”得了的。中美合作的领域始终在那里，只要想合作，合作就能搞得起来；当前形势下，中美两国共同利益不是减少了，而是更多了。

　　目前中美两国都在推进经济结构性改革，特别是中国追求高质量发展，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将进一步发挥。中美两国经济深度融合，只要愿意，均可从对方发展中获益，这是双方的共同利益；当前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全球经济疫后复苏、应对气候变化、解决地区热点问题需要更有效的大国协调合作，这也是中美双方的共同利益。双方应该相互尊重、互惠互利、着眼大局，为合作提供好的氛围和稳定的关系。(完)

　　专家简介：

　　王鸿刚，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助理兼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本科和研究生毕业于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博士毕业于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主要从事美国内政外交、中美关系、国际战略形势和总体国家安全观等方面研究，学术成果丰富。除数十篇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外，还有《大国运势2050》(专著，中信出版社2021年6月版)，《大国博弈2050》(专著，中信出版社2021年5月版)，《世界趋势2050》(专著，中信出版社2018年11月版)，《百年变局与国家安全》(主编，时事出版社2021年4月版)等重要学术成果。

　　（文图：赵筱尘 巫邓炎）